马克思反贫困理论探析

　内容提要：马克思的反贫困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和无产阶级的贫困现实,对贫困根源进行挖掘,对反贫困的途径和现实指向进行了探寻和阐述。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条件下的生产资料私有制、雇佣劳动制度、工人的异化劳动、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追逐、阶级的差别和压迫都是无产阶级贫困产生的原因,而究其根本,贫困的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认为,要通过无产阶级武装斗争的革命实践来彻底消灭阶级剥削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共产主义公有制,在生产力、物质财富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和历史的生成中,在共产主义社会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中,实现对贫困的消除和全人类的共同富裕。马克思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观点和方法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以及阶级差别下的贫困问题,他的反贫困理论具有突出的阶级性、实践性、历史性,也是对资产阶级反贫困理论的超越。马克思的反贫困理论对中国现阶段社会发展中的反贫困事业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反贫困；私有制；公有制；共产主义； 马 马克思的反贫困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要就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贫困的根源、反贫困的路径以及现实指向问题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阐释,他的反贫困理论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的贫困问题进行批判性思考的基础上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展 一、马克思反贫困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马克思反贫困理论的产生有其特定的现实及理论背景,它是伴随着马克思长久以来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日渐深刻的批判和揭露而逐渐发展起来的。

　(一)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背景与马克思对其他反贫困理论的批判与汲取 马克思的反贫困理论是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在对现实社会进行深入分析以及对资产阶级反贫困理论批判的基础上,展开了对贫困根源的挖掘和对反贫困路径的阐释。

　1.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频发与阶级矛盾日渐激化。17 世纪蒸汽机的出现以及工业革命的兴起促进了生产力的高速发展,财富与科技的成就改变着人们的世界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为经济、制度的进步提供了有利条件,在经济社会领域形成了自由竞争的局面。同时,社会也出现了日趋严重的贫富分化。资本家掌握了几乎所有的生产资料,与工人进行劳动力买卖,他们在获得商品利润的同时,侵占着工人创造出的剩余价值。资本家为了追求更大利润而不断扩大生产,造成产品的大量积压,从而导致工厂停产甚至倒闭,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和激化,由此导致了经济危机周期性频繁爆发。资产阶级为了克服危机加倍压迫工人,工人逐渐走向无法维持基本生活的贫困边缘。并且,资本家为了在竞争中获取更大

　利润改进设备,减少了对工人数量的需求,造成大量的工人失去工作生活困难,人口的相对过剩导致无产阶级贫困日趋严重。生产力的发展使资本家生活越来越好的同时,使工人阶级陷入愈加贫困的处境,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分化与矛盾不断地被激化并显现。在严峻的生存状况逼迫之下,工人奋起反抗,发起了法国里昂丝织工人、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等多次起义,但都以失败告终。阶级矛盾激化下工人运动的兴起和经济危机频发都是马克思思考贫困问题的现实背景条件。

　2.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反贫困理论的批判。古典经济学体系的重要人物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对贫困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提出了职业的差异性导致劳动者收入不同,并且,政府政策的强制性会侵犯劳动所有权和人们争取社会地位的机会[1],这两种原因都造成了人们的收入高低不同,进而形成其中低收入者的贫困,其主张通过保障劳动者在市场中自由流动、顺畅置卖劳动所有权的途径消除贫困。在此基础上,李嘉图从古典经济学的工资制度与人口的关系中分析贫困的根源及其消除途径。他认为,劳动者因所获得的工资难以支付生活必需品开支而落入贫困。要摆脱贫困,就要使劳动者数量减少到足以减轻人口对生活资料造成压力的程度。在这一观点上,李嘉图与马尔萨斯相同,将减少人口作为改善贫困的方法[2]。另外,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西斯蒙第在《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中主张贫困源于国家的观点,由于国家对资本积累的过度关注,造成社会调节难以应对社会财富的分

　配,从而出现贫困等问题,政府应该秉持人道主义,以仲裁者名义干预社会资源分配来解决贫困问题。李嘉图的支持者麦克库洛赫宣称,人只有通过个人的努力才可脱离贫困。马尔萨斯则以人口增长超过生产资料的积累的理论观点,得出贫困不可避免及慈善措施无效的结论,这种观点主张服务了英国议会的济贫法修正案。马克思对英国政治经济学关于贫困的看法和观点进行了批判,他指出,英国的赤贫主要表现为工人阶级的普遍贫困,他们的困苦难以想象,过度、单调的工厂机械劳动及生活的贫困使得工人成为身体备受摧残的“畸形儿”。马克思认为,这样的贫困不能归因于贫困者的个性和愚昧,而是与英国现代工业社会弊端相关联的[3]476。另外,对于政治国家面对贫困采取的措施,马克思指出,在政治范围内看待和解决赤贫问题,会导致自我否定的矛盾,会造成赤贫不被看做可以通过慈善或行政等措施予以解决的社会问题,而被视为现代社会的固有顽症。也因为这样,在英国新济贫法出台后,贫困被看成是个人的一种耻辱,作为惩戒,穷人被迫进行劳动,由此,赤贫被赋予了纪律化和“万古长存”的特性[3]476。对于政治经济学家关于贫困的思想,马克思对其也有表示肯定的方面,例如他认为李嘉图揭示了阶级之间的经济对立,历史斗争及发展过程的根源在政治经济学中被抓到和阐发,但马克思清楚,更为重要和根本的问题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把资本主义私有制看作自然与永恒[3]151。马克思在汲取政治经济学家关于贫困问题研究思想的同时,对他们关于贫困问题表现出的冷漠肤浅进行了抨击,认为他们对资本

　主义有害的生产方式和贫困者的困苦漠不关心,并且劝慰贫困者接受苦难和安于贫困,这些都在力图对贫困的合法及永久性进行论证。他们没有看到贫困在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方面,只肤浅无知的看到了贫苦现象。对此,列宁曾指出:“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看到物与物之间关系的地方,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4] 另外,马克思还对小资产者蒲鲁东的观点进行了批判。蒲鲁东简单地套用黑格尔辩证法将机器视作分工的反题,从政治经济学下的分工中对贫困进行推论。他在《贫困的哲学》中将贫困问题的根源归因于资本主义流通领域内交换中的不平等,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不平等本质和无法实现平等交换的经济事实。并且,蒲鲁东因其阶级属性和利益期盼所致,其观点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他强调以温和的改良途径来解决贫困问题,不需要人们的实践和革命活动,没有看到贫困对于推翻旧社会革命的、破坏的一面[5]155。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对蒲鲁东关于贫困的观念进行了有力批判,阐明了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条件下,在产生财富的关系中产生了贫困,在生产力得到发展的关系中,一种压迫的力量也随之壮大了。马克思批判了国民经济学原理解释下的工人如马一样,只应获得维持劳动所必需之物的主张。并且,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来,贫困是每次“分娩”时普遍性的阵痛[5]154,自然和工业中都必然会经历,无法克服和改变,他们劝诫无产阶级通过忍耐和更加的勤劳来度过贫困之生活,马克思认为经济学家们在现有制

　度和改良方案下各种“兜圈子”的表现,究其根本是他们眼界的狭隘以及对资本主义剥削本质的遮掩[5]156。

　(二)从政治向现实经济的思考转向——马克思反贫困理论产生的基础 马克思对于贫困问题的思考与关注源于其青年时期对现实生活中贫困农民艰辛生活现状的认知。《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就针对农民捡拾树枝被判入狱而获得食物糊口的残酷现实对普鲁士政府的黑暗统治进行了尖锐的抨击。也正是这一问题,使得马克思对贫困等社会问题的思考从国家理性观转向对具体现实问题的关注和分析。随后,马克思在《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中,从国家管理方面对群众的贫困进行了分析,批判了统治阶级对贫苦民众的压榨和剥削。面对普鲁士管理阶层认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与己无关并且无法改变的观点,以及对求助贫困群众大加指责的蛮横态度,马克思阐明,不能认为贫困与国家管理无关。与此同时,他开始对贫困问题进一步思考,意识到思辨哲学在现实问题面前的有限,发现了法与人们利益之间的冲突。马克思在 1843 年所作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对黑格尔的法哲学进行了深刻批判,认为现代国家无顾现实中的个人,只是在“凭虚构的方式满足整个的人”[6]11。由此,马克思对贫困等社会问题的思考发生了从政治向经济方向的转变,这样的转变是他反贫困理论产生的重要基础。

　(三)对贫困根源的初步探索 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工业革命以后依靠出卖劳动力谋生的工人阶级的异化劳动进行了阐述,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与劳动过程、劳动结果,人与人以及人与其类本质的异化现实。在这样的异化劳动之下,工人与生产资料相分离,又与自身的劳动产品相分离,“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6]158。他们在给资本家创造了丰富价值和利润的同时,也给自身生产出了贫困,劳动成为工人谋生和资本家榨取最大利润的手段。马克思阐明:“在社会的增长状态中,工人的毁灭和贫困化是他的劳动的产物和他生产的财富的产物。”[7]马克思初步阐发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异化劳动条件下,工人在作为谋生手段的劳动中失去了生产和生活资料,使自身偏离人的本质,人的内部世界日渐贫乏,工人在为资本家创造财富的同时使自己陷入了贫困的深渊。

　1844 年的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表达了工人要求提高工资改善生活的诉求,表现出工人对工场主和包买商压迫的反抗。虽最终受当局军队镇压而失败,然而,这场起义却致使其它城市的工人纷纷响应,从而形成了一支无产阶级的队伍。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的原由问题,在当时社会中引发了一场激烈论战。路·博朗认为,应该对起义背后的原因进行深刻反思,考虑社会制度方面是否需要进一步做出改革。随后,阿尔诺德·卢格在《前进报》发表文章《普

　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对路·博朗的主张进行了反驳。他认为,西里西亚工人因饥饿和贫困引发的起义是源于管理部门的监管不力以及社会慈善工作不够完善,而这一切都归因于当时德国尚为非政治国家。即便这样,卢格也表示不能依靠行政管理和慈善措施来消除贫困,而主张以人们一致持有的强烈基督教信念来抵御贫困。并且,西里西亚工人起义只是社会的局部问题和现象,不足以引发社会制度上的改革,要想对抗贫困只有通过增强基督教徒一致的信念来实现。之后,马克思在《前进报》上发表《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对卢格的观点逐条进行了深刻批判。马克思指出,卢格将人们的贫困归因于德国还未成为一个政治国家,是在为普鲁士当局开脱责任,遮蔽了贫困的真相以及人们的认识,国家为统治阶级服务终将消亡。这体现出马克思对贫困问题的分析开始立足于国家的层面。马克思对起义工人的行为、精神表示极大的肯定和赞赏,认为“德国的灰姑娘将来必然长成一个大力士的体型”[8],这次起义使无产阶级认清他们的斗争对象和贫困根源是资本主义私有制。

　(四)反贫困现实指向及路径的逐渐明晰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提出了雇佣劳动的观念用以揭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与贫困的关联,揭露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雇佣劳动制度的奴隶制度本性。在之后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进一步运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从资本问题入手,深入分析了资本

　和雇佣劳动关系,指出是资本主义剥削造成了工人的贫困。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中,“活劳动是替积累起来的劳动充当保存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6]726,工人的劳动不断被资本家利用并从中获取超出所付工资的更多价值,工人在劳动中生产了产品的同时,还生产了资本,在阶级和资本的不断剥削之下,使得工人的贫困不断积累和越发严重。马克思揭示了资本家运用工资来掩盖侵占劳动力价格以外的产品价值的本质,指出工人在这样的条件下必然会陷入贫困的境地,雇佣劳动导致了工人贫困的不断累积。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无产阶级的革命进行了全面的阐述,为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斗争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和行动指南,指明无产阶级只有联合起来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消灭剥削,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才能实现共产主义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目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对财富的疯狂追逐以及压榨工人劳动价值的现实,注定了通过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改良无法消除无产阶级的贫困。因此,使无产阶级从贫困深渊中得以解脱的唯一方式就是通过革命夺取政权,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共产主义公有制。马克思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诸多弊病,阐明了在共产主义社会的自由人联合体中,将彻底消除贫困从而实现人们的共同富裕。

　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针对生产力发展条件下的未来社会提出:“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9]。他指出,

　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占有和剥削人的制度,在这样的制度之下,无产阶级成就了剥削阶级的富裕,创造并承受着自身的贫困,欲想改变这种现状,旧制度是无法进行医治的,其它进步是不可能的,而是要摒弃此般世界的基础,过渡到民主制的人类世界,在没有剥削和压迫的未来理想社会当中予以追求和实现。马克思指出,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使人的劳动从异化的劳动转向自由自觉的人类劳动,才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在与私有制进行斗争并予以消除的过程中,“无产阶级除了贫困以外,什么也不会失去,而得到的则是整个祖国,整个世界,这里没有任何犹豫和怀疑的余地”[10]。

　随着马克思对剩余价值观点的发现和梳理,反贫困的实践途径得以逐渐呈现。1865 年,马克思在国际工人运动协会上解答和纠正无产阶级革命问题之后,写下了《工资、价格和利润》。他在完善劳动价值理论和初步提出剩余价值思想的同时,强调指出要消灭雇佣劳动制度,联合所有工人阶级彻底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马克思提出,资本家付给劳动者的工资报酬低于商品价值量中包含的劳动量,劳动者创造的商品价值与所获的工资不对等,工资将劳动者的无偿劳动价值部分涵括进去,且劳动产品中的商品价值不会受劳动者所获较低工资的影响而变化。因此,工资不能决定商品价值量,资本家所谓的工资决定劳动价值量的主张和计算方式是为其侵占剩余价值行为做出的自利性掩饰。人们只有认识了经济规律,才能揭示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就是生产剩余价值。马克思认

　为,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不变资本比例上升和可变资本比例的下降,会导致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从而使得劳动者维持生活的工资减少,阶级冲突会更加激烈。工人为争取更多工资而进行的反抗和斗争能够缓解一时的生活困境却不能从根本上摆脱无产阶级贫困,只有消灭资产阶级的雇佣劳动制度,从制度上改变阶级地位才能从根源上摆脱贫困。马克思阐明,不应当在小的欺压现象中寻找工人悲惨状况的原因,而要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

　(五)反贫困理论的逐渐发展 随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的持续、深入挖掘与批判,关于贫困理论的内容总结进一步体现于《资本论》当中。马克思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进行了深入阐释,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相分离的现象进行了揭示,对劳动价值学说和剩余价值学说进行了梳理和完善,论述了资本的积累及其对贫困的影响,从而深入挖掘出贫困的根源以及反贫困实践的途径。马克思指出,劳动者的具体劳动形成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决定商品的价值,而商品的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由此,马克思揭示出剩余价值的秘密,并将剩余价值作为理解资本主义贫困问题的重要支点。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造成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农民被迫作为雇佣工人出卖劳动力而谋生,无产者一边依附于资本,一边贡献于资本财富积累而成为贫困者。在雇佣劳动制度下,劳动者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资本家支付工资获取对劳动力的支

　配权,而劳动者在创造资本家给付工资部分等价价值的同时,还创造了被资本家无偿侵占的剩余价值。在这样的生产现实下,“财富不断地流向资本家手中,无产阶级不断陷入贫困的泥淖,社会贫富悬殊”[11]。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就是资产阶级对剩余价值的压榨和侵占,由之形成的资本积累成为导致贫困的原因。资本的积累来自于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追逐,资本积累是剩余价值的资本化。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机制一方面创造出相对过剩人口,一方面导致的是现役劳动军中不断增大的各阶层的贫困和需要救济的赤贫的死荷重。”[12]同时,马克思也承认资本主义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他指出,要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建立起社会财富被人民共同占有的公有制,来替代资本主义私有制。

　涵 二、马克思反贫困理论的内涵 马克思反贫困理论的内涵主要体现于马克思对贫困的根源、表现形式以及反贫困路径等问题的具体阐释之中,从中也彰显了其独特的理论特征。

　(一)贫困的根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贫困产生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的衰落、财富增长以及繁荣顶点的不同状态下,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都集中在资本家一方,不同的发展阶段和状态下,工人阶级的贫困是没有改变的。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使得资本家大量占有着生产、生活资料和社会财富,作为无产者的工人阶级失去生产及生活资料而一无所有,只有出卖劳动力来维持基本生活,在这样的生产关系中,物与人的因素相分离,工人在依附资本和服务于资本积累的同时,形成自身的贫困,无产者彻底的贫困使得自身缺乏实现劳动能力的客观条件。在机器大生产和雇佣劳动制度下,资本家通过给付工资从而获得工人劳动产品的同时,无偿侵占着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并且,资本家为了追逐最大化的经济利润,通过购买生产力和改良机器来提高生产率,从而更进一步地压榨和剥削劳动者,霸占劳动者创造的财富,再不断的进行扩大再生产,追求资本的不断积累。在这过程中无产阶级人数不断增多。资本家为了赢得市场竞争,通过更新设备和加快生产,以及降低工人工资和延长工人工作时间来保障竞争中自身利益不受损失,更有甚者,会通过提高商品物价来从劳动者身上再一次榨取财富。在生产力不断发展和使用机器提高生产率的过程中,雇佣的工人数量逐渐减少,工人要么忍受恶劣的环境和微薄的工资维持生活,要么面临失业,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人口过剩和工资水平下降,工人的工资远低于劳动力价值。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之下,资本家追逐剩余价值导致资本的不断积累和无产阶级贫困的积累,劳动者付出的劳动越多,资本家越富有,工人阶级作为无产者自身却越贫困,社会严重两极分化。在资本主义社会的雇佣劳动制度条件下,工人是奴隶般的存在,雇佣劳动制度带有奴隶制度的本质,注定了会导致劳动者的贫

　困,而贫困的工人不得不受制于雇佣劳动制度来谋求生存,只能使已有的贫困不断积累、越发严重。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劳动是异化劳动,劳动者与自身的劳动以及劳动产品相异化,异化劳动使劳动成为谋生的手段,贫困是从现代劳动的本质中产生的,劳动为劳动者自身生产着赤贫。异化劳动不仅造成了无产者物质上的贫困,还造成了人本质的扭曲,“因此,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人的本质只能被归结为这种绝对的贫困”[6]190。马克思对贫困问题的思考不仅在于对物质财富层面的关注,也表现于对贫困者人的本质层面的关注。综上,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雇佣劳动制度、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追求,还是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以及资本的积累,都是造成无产阶级贫困的原因,而这一切都源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方式。

　(二)贫困的表现形式 一般情况下,贫困被理解为由于生产力低下或是劳动者失去生产能力所造成的物质匮乏和生活困难。在马克思反贫困理论当中,他对两种贫困——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进行了阐释和区分。绝对贫困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它表现着无产阶级一无所有的社会经济地位与被剥削状态,同时,相对贫困中体现着绝对贫困,绝对贫困也必然会表现为相对贫困,两者在无产阶级的现实处境中不可分割地相结合为有机体。

　1.绝对贫困。马克思提出:“劳动能力表现为绝对贫困……被剥夺了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劳动能力是绝对贫困本身……工人本身,按其概念是赤贫者,是这种自为存在的、与自己的对象性相脱离的能力的化身和承担者。”[13]绝对贫困是指劳动者由于被剥夺了生产及生活资料而没有独立生产的能力,劳动者与本身的对象性相分离,除了自身劳动力一无所有而只能处于被迫依附从属地位的状态。其中,失去独立性、对象性及主体性的工人劳动者是赤贫者。财富是由劳动所创造的,而在绝对贫困的表现中,劳动能力与财富却又是对立的。“工人的绝对贫困……无非是说,劳动能力是工人唯一能出售的商品,工人只是作为劳动力与物质的、实际的财富相对立”[14]。

　2.相对贫困。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发展中,工人在社会中处境的改善和所得与社会财富的增加、资本积累的增长速度以及资本家的收获不相协调,工人在社会财富分配中获得的份额与资本家的所得相比所占甚微。马克思指出:“比起资本家的那些为工人所得不到的大为增加的享受来,比起一般社会发展水平来,工人所得到的社会满足的程度反而降低了。……我们对于需要和享受是以社会的尺度而不是以满足它们的物品去衡量的。因为我们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会性质,所以它们是相对的。”[15]资本主义生产就是以剩余价值为目的,并以生产者的相对贫困为基础的,贫困的相对性所表现出的就是社会的贫富分化。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中,生产力的发展、生活资料的增多与劳动力价格的下降造成工人与

　资本家的生存条件鸿沟随之加深,相对贫困下的内部差距不断增大。即使伴随资本积累而发生的劳动价格的表面相对小幅增长,也改变不了雇佣工人本质上的被剥削及从属状态。

　(三)反贫困的路径 马克思在对无产阶级贫困状况的揭露中形成其反贫困理论,他在挖掘出贫困的根源之后,阐发了反贫困实践的基本路径。

　1.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公有制。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造成贫困问题的重要原因,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生产中,“不论是机器的改进,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都不能消除劳动群众的贫困;在现代这种邪恶的基础上,劳动生产力的任何新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要加深社会对比和加强社会对抗”[16]。在资本主义制度体系下的任何改良和修正努力都不可能改变贫困的存在,要想消除贫困,就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夺取政权,推翻资本主义统治,消灭阶级压迫和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实现共产主义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以及全人类的共同富裕。共产主义社会废除了雇佣劳动制度,实现了生产资料个人占有,会使人从那种资本奴役下的异化和剥削状态中解放出来,最终消除贫困。

　2.消灭阶级。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资产阶级的剥削造成了工人的贫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为了谋生失去人自身本质的异化劳动、不得不屈从于的雇佣劳动制度、资本家对劳

　动者的压榨和剩余价值的侵占,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资本家日渐富有和无产阶级的愈加贫困,这一切都源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残酷剥削。因此,消灭剥削是消除贫困的必要途径。“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6]709。消灭了阶级,才能使无产阶级脱离统治阶级的剥削,平等拥有社会财富、摆脱贫困,才能在没有剥削的自由人联合体中实现所有人的共同富裕。

　3.发展生产力。马克思认为,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资产阶级由于逐渐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形成了财富和资本的积累,从而也导致了无产阶级的贫困。同样,消除贫困仍然要依靠发展生产力这一有效路径。消除贫困要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和资本主义制度,而新的社会关系需要以之前一定的物质条件作为其产生的基础,在它们所能容纳的所有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旧的社会形态不会灭亡。马克思认为,消除贫困和所有人的共同富裕需要在共产主义社会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中来予以实现,这些都必须以发展生产力为重要基础和现实途径。

　(四)反贫困理论的特征 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组成部分的马克思反贫困思想的合理性在于,它是立足于资本主义阶级社会和生产中无产阶级的贫困现实,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为其重要理论依据和支撑逐渐形成并扩展

　起来的。因此,马克思的反贫困理论具有阶级性、实践性和历史性特征。

　1.阶级性。马克思的反贫困理论是基于资本主义社会当中无产阶级的贫困状况而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他是立足于无产阶级的利益,给予资产阶级深刻的揭露与有力的批判,是在无产阶级的贫困与资产阶级的富有强大反差之中,对贫困问题进行的深入思考。在对无产阶级的贫困根源挖掘中,马克思持有阶级分析的眼光,深入到阶级差别中探寻无产阶级贫困的根源,在反贫困的路径探索中,紧紧围绕消灭阶级差别并依靠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将反贫困的现实指向寄于没有阶级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在马克思的反贫困理论产生到丰富的过程之中,阶级性始终是伴随着整个理论的重要线索。马克思从阶级现实的视角切入,深入分析贫困问题,通过消灭阶级的展望来实现贫困的消除,他的整个反贫困理论具有明显的阶级性特征。

　2.实践性。马克思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诱入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6]505-506 他的反贫困思想与其它反贫困思想主张最为根本的区别在于,其是立足于对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的深刻揭示与批判,并欲以对资本主义统治和制度进行彻底的颠覆。马克思主张,通过无产阶级武装革命夺取政权的具体方式和实践路径将资本主义推翻,再建立起生产资料能被所有人共

　同占有的公有制,资本主义社会由共产主义社会来代替,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实现消灭阶级、消除异化、废除雇佣劳动制度、消灭私有财产、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以此达到消除贫困和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这一反贫困理想的现实指向是通过具体的实践来完成的,绝不是像描绘着类似于共产主义的未来蓝图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把反贫困途径以及对理想社会的构建局限于意识层面,却没有现实有效的实践途径来支撑。马克思对贫困根源的探索是根植于资本主义现实社会生产实践的,反贫困的途径是具体现实实践的方式,对反贫困理想的现实指向是通过实践来实现和到达的,因此,马克思的反贫困理论具有突出的实践性特征。

　3.历史性。贫困是不同历史阶段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表征,是一种历史现象,马克思对不同历史阶段进行分析,发现无论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都有贫困问题,而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尤为严重,从不同社会所有制关系的更替来看,贫困具有一定的历史性。并且,马克思在阐释了贫困根源以及反贫困路径的同时,也在反贫困理论构建中表明了反贫困理想的现实指向,即在共产主义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中实现贫困的消除。消除贫困的目标和过程同样具有一定的历史性,因为达到反贫困的目标不是一蹴而就的,完成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演变需要在生产力发展等基础之上逐步完成,是一个历史生成的长期过程,同样,在共产主义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中实现对贫困的消除自然需要必要的历史过程。因

　此,马克思的反贫困理论是充分彰显历史唯物主义特点的理论主张,具有一定的历史性特征。

　向 三、马克思反贫困理论启示下中国反贫困实践的路径和指向 马克思的反贫困理论是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现状展开的,中国现处的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并不存在马克思所依据的资本主义社会贫困背景,中国当前的贫困问题主要是社会发展不充分不平衡所反映出的矛盾,这种不平衡不充分体现在经济领域和精神文明建设、民主法治建设、社会建设与治理、生态文明建设等各领域。马克思的反贫困理论提出的现实指向是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全人类的共同富裕,生产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大家共同享受所有人一起创造出来的社会财富。因此,在反贫困的路径和现实指向中所体现出的实践导向对中国现阶段以及今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反贫困事业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是造成无产阶级贫困的制度根源,反贫困的首要途径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共产主义公有制,无产者只有通过消灭竞争,消灭私有制和一切阶级差别,才能够获得解放。中国已在社会主义公有制背景制度下进行着社会的改革与发展,无论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何种阶段性的贫困问题,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必须坚持的。质言之,根据马克思的反贫困理论的启示,我们反贫困的实践需要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

　在任何条件下,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必须基于一定的物质基础,生产力是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生产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为人民的生活改善创造了较好的物质基础,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主张,要实现彻底消除贫困的共产主义,需要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以及在此基础上物质财富的巨大涌现,我们要克服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领域所出现的不充分不平衡的矛盾,就必须以大力发展生产力为基础和重要手段,生产力得到充分发展,才能够为反贫困事业提供坚实的现实条件和基础。邓小平提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17]195 他曾就社会主义中国的贫困问题表示,其根源不在于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上,而是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发达这一关键点上,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基础上,大力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本质就在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7]373。

　马克思反贫困理论的现实指向是共产主义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和全人类的共同富裕。在中国,毛泽东最早做出了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阐述,并就其标准和阶段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又在总结前人经验教训和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对共同富裕及实现其方法和步骤等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提出一部分地区和人民先富,再先富带

　后富,从而实现先富—共富,赋予其具有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的内涵。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核心内容,它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都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反贫困实践是要在消除绝对贫困并解决相对贫困基础上,实现所有人的共同富裕。当前,中国社会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坚持明确的共同富裕奋斗目标,立足中国具体国情和社会现状,进一步将马克思理论与当下实际相结合,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精准扶贫等有效的反贫困方案。在马克思反贫困理论的指导和借鉴下,我们有信心践行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贫困治理的扶贫攻坚举措,切实克服两极分化,解决人民之间相对的贫困问题,最终实现消除贫困和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

推荐访问:马克思 探析 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