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文化影响陇右唐人小说探析

　商业文化影响陇右唐人小说探析

　摘

　要：唐五代时期，发达的商品经济对陇右唐人小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创作主体上来说，作者在注重义的同时，开始向利倾斜;从作品本身来说，都市成了陇右唐人小说的描写背景，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商人形象。正是由于商业文化的影响，才使得陇右唐人小说更加熠熠生辉，成为唐人小说的主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商业文化;陇右唐人小说;形象;探析

　唐五代时期，商品经济非常发达，陇右地区是当时最繁华的地区之一，丝绸之路贯穿陇右大部分地区，是域外文化向中原传播的必经之地，商业气氛相当浓厚，陇右唐人小说主要作家如陇西三李（李公佐、李朝威、李复言），皇甫枚、王仁裕等都有都市生活的痕迹，牛僧孺更加入朝为相，对都市生活更加熟悉，因此，他们的创作从伦理及观念上都受商业文化影响的影响特别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商业观念对陇右唐人小说创作主体的影响 陇右唐人小说作家生活于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时期，在商业氛围的笼罩下，小说作家的价值观念呈现多元化的趋势。与前代相比，唐时文士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儒家思想仍然是他们的主导思想;另一方面，由于商业经济的发展，受其影响，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少了一分读书人的清高，多了一分对“利”的追求和对财富的向往。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但在此时，义和利都成了他们追求的目标。陇右唐人小说作品中出现了大量对富商、腰缠万贯的胡商的描写，作者不厌其烦的交代他们发家致富的经历、一掷千金的气度，这在六朝小说中是很少见到的。除了对奸商、投机商的鞭挞以外，作者对大多数商人采取的是肯定的态度，这些都反映了陇右小说作家的商业观念。

　二、都市成为陇右唐人小说描写的背景 唐五代以前，商品经济不够发达，城市的繁荣程度远远赶不上唐五代时期，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唐五代时期城市化进程加快，涌现出了不少人口众多、商业繁荣的大都市，比如长安、洛阳、开封、扬州、金陵、苏州、泉州等。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促进了小说的通俗化。陇右唐人小说作家身处东西文化交融的中间地带，当时的陇右地区是中外贸易、东西交流的必经之地，身处此地的作家们一方面深受本土商业文化的影响，再加上他们做官、宦游之地大多是一些大的都市，如牛僧孺就在很多地方做过官，李公佐贬官期间曾游历很多大都会，这样一种情况当然在他们的小说中会有所反映。

　一是以城市作为小说的创作背景。笔者通过初步统计发现，在所有陇右唐人小说中，相当部分的作品是以都市作为创作背景的，其中，以长安作为故事发生地点的小说最多，如《玄怪录》中就有《杜子春》、《韦氏》、《张左》，《续玄怪录》中有《张庾》、《驴言》、《韦氏子》、《马震》、《三水小牍·鱼玄机》，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中的故事背景也几乎全在长安。以洛阳作为小说创作背景的主要有《玄怪录·崔书生》、《玄怪录·滕庭俊》、《玄怪录·王煌》、《玄怪录·郑望》、《三水小牍·埋蚕受祸》。以扬州（又称维杨，广陵）作为创作背景的有《南柯太守传》、《玄怪录·元无有》、《玄怪录·张老》、《玄怪录·开元明皇幸广陵》、《玄怪录·许元长》。以金陵（今江苏南京，又称建业）为创作背景的有《柳毅传》、《谢小娥传》等。从以上统计我们能够看出当时城市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

　二是把商人作为小说的描写对象。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城市的数量越来越多，规模日益扩大，包括小商人、手工业者、差役、乞丐、妓女、下层文人等在内的市民阶层也在不断壮大，他们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陇右唐人小说以较多的篇目描写他们的日常生活，表现他们的喜怒哀乐。下面笔者重点就商人形象做一具体分析。

　1.仙商合一的商人形象

　由于受六朝志怪小说的影响，在陇右唐人小说中，有一部分描写商人的作品。沾染了某些神仙的气息，具有非凡的能力，如王仁裕《玉堂闲话·田令孜》中：

　“长安完盛日，有一家于西市卖饮子，用寻常之药，不过数味，亦不闲方脉，无问是何疾苦，百文售一服，千种之疾，如口而愈。常于宽宅中，置大锅镬，日夜锉斫煎煮，给之不暇。人无远近，皆来取之，门市骈罗，喧阗京国，至有贲金守门，五七日间未获给付者，获利甚极。” 这样一种神奇之药，只有神仙才能配置出来。《玄怪录·杜子春》中，三次给予子春以帮助的波斯商人也颇有几分神仙道骨，他引领杜子春经历了人间的各种磨难，其中包含的寓意是很明显的。

　2.人间商人 在仅有的几篇描写人间商人的陇右唐人小说中，商人的形象总和贪财、忘义、无情等形象连在一起，如王仁裕《玉堂闲话·刘钥匙》中商人刘钥匙放债贪利遭上天报应，变成牛犊。

　“陇右水门村有店人曰刘钥匙者，不记其名，以举债为家，业累千金。能于规求，善聚难得之货，取民间资财，如秉钥匙开人箱匣帑藏，盗其珠珍不异也，故有钥匙之号。邻家有殷富者，为钥匙所饵，放债与之，积年不问，忽一日，执券而算之，即倍数极广，即尝之未毕，即以年系利，略无期限，遂至资财物产，俱归钥匙。负债者怨之不已。后钥匙死，彼家生一犊，有钥匙姓名，在軟肋之间，如毫墨书出，乃为债家鞭棰使役，无完肤。钥匙妻、男广，以重货购犊之，置于堂家之内，事之如生。及毙，则棺殓葬之于野。” 皇甫枚《三水小牍·埋蚕受祸》中王公直为了赚钱枉害生灵，招来杀身之祸。在李公佐的《谢小娥传》中也描写了两个贪财忘义的商人形象：申兰和申春，他们为了不义之财而杀害了谢小娥的父亲和丈夫。《续玄怪录·驴言》描写了一个“转货於市，资累巨万”的商人张高。这些无仁商人的出现，主要是作者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看不起商人，所以写了这些作品来污蔑商人，但相反又在对胡商的描写中，塑造了仁义、富有爱心的胡商形象，这其中表现了陇右作家内心的矛盾，他们在义与利的思想斗争中，一方面尊崇义，但却对利心向往之，这其中也许有作者的寄托在里边。

　3.胡商形象 胡商形象是陇右唐人小说中又一类商人形象。唐五代时期，由于丝绸之路的影响，陇右地区是域外商人经陆路到达中国大都会的必经之地，他们在陇右大地的行踪，也影响了广大的陇右小说作家们，因而出现了一些反映胡商形象的作品。牛僧孺《玄怪录》中的《崔书生》描写开元天宝中，崔书生娶王母第三女玉卮三娘子，娘子赠崔生白玉合子作为留念，“忽有胡僧扣门求食，崔生出见，胡僧曰：‘君有至宝，乞相示之。崔生曰‘某贫士，何有见请？僧曰：‘君岂不有异人奉赠？贫道望气知之。崔生因出合子示胡僧，僧起拜请曰：‘请以百萬示之。遂将去。”小说中的胡僧不仅是僧人，同时又是商人，他们既是僧人，也是商人，在传教的同时，寻求宝物，从事商业活动。《玄怪录·杜子春》写杜子春“奢酒邪游，资产荡尽，衣破腹空，徒行长安中，日晚未食，饥寒之色可掬”，恰遇一老人，要子春“明日午时，俟子于西市波斯邸”，并给了子春钱三百万，“不告姓名而去”。作者塑造了一个富有爱心、急人所难的波斯商人的形象。《玄怪录·华山客》写党超元偶得数金，但市人只酬常价，“后数年，忽有胡客来诣曰：‘知君有异金，愿一观之。超元出示。胡笑曰：‘此乃九天掖金，君何以致之？于是，每两酬四十缗，收之而去，后不知其所在尔。”这是一个非常懂得珠宝鉴定的胡僧形象。

　总的来说，陇右唐人小说中涉及到商人的篇幅还是比较少，而且描写简陋，篇幅短小。仅有的一些篇目也总停留在人的道德意识层面，挖掘不深。这一方面与当时陇右文人大多是尊儒的儒生，轻视商业，对商人带有偏见相关，因此很难进入商人的内心世界。另一方面，唐五代时期，农本思想占绝对的统治地位，商人这个新出现的社会阶层还远没有强大的生命力来与农本思想相对抗。这个格局到宋元时期才得到改观。

　参考文献：

　[1]邵宁宁，王晶波《说苑奇葩-晋唐陇右小说》[M].甘肃：甘肃教育出版社，1999. [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3]鲁迅《唐宋传奇集·稗边小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4]程毅中，《唐代小说史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5]汪辟疆《唐人小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6]汪辟疆《唐人小说续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7]王仁裕《玉堂闲话》[M].甘肃：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 [8]程国赋《唐代小说嬗变研究》[M].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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