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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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学习中国财税史有感

唐太宗李世民曾说过“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可知连封建帝王都懂得学习历史的重要性，今天的我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向前发展，只有科学地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才能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更快更好的发展，才能使我们的前途光芒万丈，才能使我们有力量力挽狂澜。

这学期我们所学习的中国财税史更让我有这样的感触，就像在2013年11

月9日至12日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一样，何尝不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制定国家的发展方向，改革方向。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可以看出经济体制改革仍是重中之重，是龙头，说明发展才是核心问题。其核心思想是解决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提法跟过去不同，原来市场是基础性作用，是铺垫，现在是决定性作用，是市场说了算。政府职能作为市场秩序的维护者、守夜人，更符合市场关系。由此我想到，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治理大中国必须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是实现科学发展的政治保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我们党、我们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要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任何时候都决不能动摇。否则其他改革都不能得到很好的保障，甚至一旦偏废于此就有可能让改革进度甚至方向得不到掌控。就真的会失去最最基础的力量的支持。引起中国历史上新的翻天覆地的具有很多不确定性的革命。

回顾中国历史，中国古代有七大经济改革家。春秋之管仲、战国之商鞅、西汉桑弘羊、唐朝刘晏杨炎、宋朝之王安石、明朝张居正。这几位伟大的经济改革家在改革道路上积累下来的经验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管仲，有经天纬地之才，济世匡时之略。他注重经济，反对空谈主义，主张改革以富国强兵，他说：“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唯物论中“物质决定意识”的观念和《管子》的思想颇为接近。齐桓公尊管仲为“仲父”，授权让他主持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改革：在全国划分政区，组织军事编制，设官吏管理；建立选拔人才制度；按土地分等征税，禁止贵族掠夺私产；发展盐铁业，铸造货币，调剂物价。管仲改革的实质，改革土地和人口制度。管仲改革成效显著，齐国由此国力大振。对外，管仲提出“尊王攘夷”，联合北方邻国，抵抗山戎族南侵。这一外交战略也获得成功。他有几项改革措施：（1）承认土地的现实占有状况，改劳役助耕制为收取实物地租。（2）设“轻重九府”，通鱼盐之利齐国靠海，鱼盐资源丰富。（3）实行“叁国伍鄙”制，以整顿行政组织。（4）军事上，“作内政以寄军令”，实行兵民合一。这些措施为春秋时期的经济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除此之外，他的经济政策也十分完善。管仲相齐的经济政策是“遂滋民，与无财”，他的办法是“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以至“通货积财，富国强兵”

管子熟练的运用轻重之术对外策划了衡山之谋、阴里之谋和菁茅之谋，堪称古代货币战争的经典案例管仲实行了粮食，“准平”的政策，即“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则准平。”这种“准平”制，不但是一种平衡粮价的政策，并且，也间接承认了农民自由买卖粮食的权利及自由私田的合法性，并且还保障了私田农的生产利润。这种经济政策，亦为经济层面的国君集权。管仲提出“相地而衰征”即按照土质好坏、产量高低来确定赋税征收额，马克思级差地租与之相同。

商鞅在大家的心目中更令人熟知的是政治家，毛泽东对他的评价是：商鞅首屈一指的利国富民伟大的政治家，是一个具有宗教徒般笃诚和热情的理想主义者。商鞅之法惩奸究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福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贪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商鞅可以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彻底的改革家，他的改革不仅限于当时，更影响了中国数千年。同时他

的经济政策也给后世人造成了深深的影响。第一，废井田、开阡陌。当时的秦国还实行周朝时期的井田制，把一块田地分成九块，中间的为公田，周围的八块为私田，必须优先把公田耕种、收割，然后把产品交给国家，相当于上交农业税。井田制在战国时代已经无法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实际上秦国的废除井田制已经落后于其他国家近100年。重新分配土地，相当于把公田私有化。并以各种优惠政策鼓励农民开荒，允许土地自由买卖，以土地数量代替以家庭为单位计税。这些措施事实上起到了打击奴隶制度、扶持地主阶层的目的。第二，重农抑商，奖励耕织。这个政策可以说流行到毛煮稀时代。以农为立国之本，以此保障战争时期的粮食供应。商鞅认为商人就是国家上的虱子，必须强迫他们改行从事耕织，否则就只有杀掉，因为国家只需要生产粮食和能打仗的人。第三，统一度量衡。这个措施可以说是商鞅了不起的功绩，后来秦朝李斯统一全国度量衡的做法就是从商鞅这里学来的，现代国际经济、技术交往，没有统一的计量单位是不可想象的，从这一点上就可以明白商鞅此举的功劳。

桑弘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不依靠农业富国的思想家。他指出：“富国非一道”，“富国何必用本农”，主张由政府经营工商业以增加经济性收入。他认为盐铁专卖作为国家统一的财政收入，可“足军旅之费，务蓄积以备乏绝”，而不必增加农民的赋税负担；可防止豪商垄断生产经营，操纵物价，阻塞他们的“利途”；可缩小贫富差别，“以齐黎民”，缓和阶级矛盾。在实践中，他对盐、铁、酒实行专卖，利用垄断价格，收取高额利润；实行平准法。创设均输法，调节商品流通，平抑市场价格。这些措施有力地打击了富商大贾的势力，减轻了人民负担，同时也增加了政府的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桑弘羊的理财思想和政策是从维护最高统治集团自身的利益出发的，但在当时封建国家财政因连年战争出现危机的情况下，能做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制豪强之有余，因贫民之不足，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人民的负担，这毕竟是一件好事，具有历史进步意义。

由于长达8年的安史之乱，唐王朝千疮百孔，当时唐朝经济十分萧条，财政极为困难，刘晏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发展生产，开源节流，使唐代财政逐步好转。刘晏在任期间，办成了几件大事：一是改革漕运，二是改革盐政，三是改革粮价，四是推行常平法。他懂得增加财政收入的前提在于发展生产，安定人民生活，史书上称刘晏“其理财常以养民为先。”由于刘晏的理财方针、措施、办法适应唐王朝经济残破的局面和当时社会的需要，所以使唐王朝在安史之乱后的20年中，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人民也得以养息。他的贡献是很大的，无怪乎人们经常把刘晏与管仲、萧何相提并论。同为唐朝的经济改革家杨炎为了革除税收的弊病，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并解决对藩镇的军事费用，建中元年（780年），杨炎向德宗建议实行“两税法”。两税法的推行，在当时确有其一定的优越性，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两税法与租庸调不同，它“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这样就多少改变了贫富负担赋税不合理现象。同时，贵族官僚和商人也要按财产纳税，扩大了纳税面，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两税法是中国税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改革，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

一代文豪王安石同时也是位伟大的经济改革家王安石变法以“富国强兵”为目标，从新法实施，到守旧派废罢新法，前后将近15年时间。在此期间，每项新法在推行后，基本上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使豪强兼并和高利贷者的活动受到了一些限制，使中、上级官员、皇室减少了一些特权，而乡村上户地主和下户自耕农则减轻了部分差役和赋税负担，国家也加强了对直接生产者的统治，增加了财政收入。另外1581年，明朝竞价改革家张居正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一条鞭法。—条鞭法是中国田赋制度史上继唐代两税法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它简化了赋役的项目和征收手续，使赋役合一，并出现了“摊丁入亩”的趋势。后来清代的地丁合一制度就是一条鞭法的运用和发展。

以上都是古代各个经济改革家在经济政治上的一些理论及实践，正因为他们的理论实践是我们如今的经济政治改革才能更上一层楼，使我们的生活得以更安定。这正是“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完美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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