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民族主义：源流、局限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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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民族主义：源流、局限与前景

　 文章从技术民族主义的概念源流出发，揭示其所包含的双重标准，有助于让读者了解技术—文化连接世界的复杂性，认清当前技术民族主义面临的问题和未来走向。文章初稿略显青涩，各小节间有些游离，主线不够突出，编发前经与作者沟通，进行了多次修订，删除了一些细枝末节的介绍，强化了问题意识，进一步增强了文章论证的厚度。总体来看，文章以深入的视角提出了技术民族主义概念的双重标准，即对西方国家，它回避技术发展与民族文化的相互构建；对非西方国家，它强调技术与文化的对立，含有极易引发保守和孤立的歧视性前提。研究成果为当代中国审慎应对技术民族主义思潮提供了基本思路，也为当今世界在技术领域寻求共识，而非以民族文化区别彼此提供了理论参考，体现了青年学者把自己的学术研究同时代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担当。

　自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的对外政策发生转向，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明显，科技领域竞争意识强烈。学界有研究指出，此类做法是技术民族主义（techno-nationalism）思潮在 20世纪短暂勃兴之后的再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竞争见证了技术民族主义的新形态。与 20 世纪相比，当下美国的

　保护主义举措以文化对抗为前哨，2020 年提出“反映美国价值观的人工智能”阻挠中欧在人工智能领域合作即为一例。事实上，人工智能在美国的发展历程与各种控制性技术和文化的变迁紧密相关，美式人工智能的道德优越论无法自圆其说。中国应审慎对待国内外技术民族主义思潮，它既不反映中国的经济现实，也违背全球技术发展大势。

　目前，各类研究聚焦美国具体施政举措的居多，虽提及种族优越感和民粹化趋向，但是对技术民族主义的谬误本质及其对中国的影响阐释尚不充分。

　本研究旨在从技术民族主义的概念源流出发，揭示其所包含的双重标准：对于西方国家，技术民族主义掩盖了技术发展与民族文化相互构建的动态过程，回避了西方技术中价值负载的一面；对于非西方国家，技术民族主义包含了歧视性前提，强化技术与 文化的对立，容易形成内遇保守、外遭孤立的不利舆论，从而抑制制度性开放。

　技术民族主义的源流

　技术民族主义一词最早用于形容美国 1980 年代的政策转折。1987 年，哈佛大学教授、后来担任克林顿政府劳动部部长的罗伯特·莱克（Robert Reich）在《大西洋月刊》发表的文章中最早提出这一概念。彼时美日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美国收紧了诸多合作项目，调整科技共享方式，确保自己在关键领域的领先地位不被超越，莱克将这一现象称为技术民族主义对技术全球主义（techno-globalism）的挑战。

　美国技术民族主义早期形态在政策层面具体包括：第一，限制从日本进口某些产品，如不允许日本中外制药株式会社

　（Chugai Pharmaceutical）对美出口基因合成激素，以避免其对美国安进公司（Amgen）等本土生物科技企业造成冲击；第二，阻挠日本企业兼并美国企业，尤其是被认为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如 1986 年美国政府阻止富士通购买半导体业界传奇仙童公司，以防日产芯片在美国军用芯片中占比进一步提高；第三，限制外国人参加美国科技会议；第四，阻止日资流入美国大学，如 1987 年美国政府阻止日本国资的研发公司对洛克菲勒大学的基础科研项目进行资助；第五，阻止美国国资科研项目使用日产装备等。

　技术民族主义的目标在于纠正美方眼中不对等的科技情报流动，建立有利于美国的新框架、新机制。在基础科研领域，大量日本留学生在美国高校学习，他们能够快速获得前沿知识，但是美国却没有对等的信息窗口，因为日本研发的“主战场”是私营部门，高达 80%的研发是由企业完成的。美国遂向日本政府施压，以通商产业部主导的公私合营项目为切口，要求日本方面分享更多行业科技知识。在军工领域，1988 年美日曾协定共同开发战斗机支持实验系统 FSX。该系统以美国战斗机为蓝本，美国军方交由日方设计飞行和武器系统，并允许成果服务于日方，最终由两国共享新技术。该决策有日方过度受惠之嫌，在国会遭到强烈反对，几经修正，确保日方必须分阶段共享，并最终完全共享相关科技进展之

　后，才勉强得以通过。

　此后学界涌现了一批用技术民族主义探索非西方国家科技发展的研究，技术民族主义的内涵随之发生变化。非西方国家是如何依托民族主义思潮与情绪形成有别于西方的发展路径、建制形态和科技成果的，这些成果又是如何影响民族文化的，这些问题成为技术民族主义关注的焦点。例如，两伊战争时期，伊朗在干细胞研究和疗法方面的科技成果被伊朗视为最大的“民族光荣”，伊朗人找到了保持宗教传统与拥抱科技发展的平衡点，自我期许与国际形象都得到提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从强调富国强军转为侧重消费型科技，日本人随之将民族自豪感置于日常空间之内，购买和使用日本产的家用电器成为民族主义最好的世俗表达。21 世纪初，韩国、中国和印度在完成一定的财富积累后，也逐渐借力本土人才和海外侨胞中的科研力量，试图摆脱对西方科技的过度依赖，谋求科技领域的自给自足。

　21 世纪以来，技术民族主义的内涵持续拓展。它不再单指民族主义驱动的增长模式，而是指向国家对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广泛干预；不再限于科学技术领域的竞争，而是包含地缘政治、国家安全等一系列需要依赖新技术赋能的综合考量；不再指具体政策举措，而是转向抽象的大国竞争。技术民族

　主义的泛用促使一些学者细化了这一概念，如意大利学者蒙特雷索（Sandro Montresor）辨析了诸多相关概念，着重区分了技术民族主义概念下的技术国家主义（techno-statism）和技术民族性（techno-nationality），认为后者强调文化和民族的社群性对技术的影响，前者则指国家作为制度制定和政策实施的主体的行为。韩礼士基金会 2020 年 8 月撰写的报告中，将技术民族主义定义为：将技术创新、科技企业与一个国家的国家安全、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直接关联的重商主义行为。但这些新提法的生命力都不如包含了民族主义内涵的最初版本。

　技术民族主义的局限

　技术民族主义的“ 一词两用” 暴露了这一概念的内在矛盾。一方面，用这一概念描述非西方国家在科技领域谋求独立的举措是妥帖的，因为科技自强与 20 世纪中叶的反殖民运动有相似之处。但另一方面，不同用途使技术民族主义具有了两种相反的意涵：莱克所说的技术民族主义批评美国为维护本国利益干扰经济与科技的全球交流，带有消极意味；描述第三世界国家的技术民族主义则凸显了它们独立于西

　方的意志与能力，带有积极意味。技术民族主义对技术和民族文化强调的不一致，显示出其背后的双重标准，这一隐含的歧视性前提看似鼓舞非西方国家的科技事业，实则对这些国家不利。

　以中国为例，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技术成就引发世界关注，中国的发展模式不止一次被冠以“技术民族主义”之名。21 世纪初，中国在电子通信领域快速成长，2004 年推出属于自己的无线通信协议标准 WAPI，意在维护信息主权，区别于通行的 WiFi 标准。用是否利用政策“加强国内企业对国外对手的竞争力”来衡量，这种做法确实符合一些学者对技术民族主义的定义，但这也同时暗指非西方国家提出秩序标准制定是反常之举，实属不公。在可再生能源领域，中国利用多种政策工具，兼顾市场开放与政府调控，形成了一套务实作法，成功吸引海外直接投资，并且快速实现技术本土化。在2004 年，中国安装的风力发电机四分之三来自国外；到 2010年，该领域国产公司市场份额已达到 85%。然而，一些学者仅从政府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等文件中对可再生能源的重视，片面夸大自上而下的决定作用，忽视企业和市场的活力，以“技术民族主义”草率定论显然是欠妥的。近年，中国 5G 技术的发展和通信标准的推动也引发了学界关注，论调与当年近似。

　总体上，非西方国家一旦

　表现出制定规则的意愿，便会被指施行“ 技术民族主义” ，而在标准制定方面拥有压倒性话语权的西方国家却总能免于这样的舆论之争，这反映出了技术民族主义前提中 的双重标准问题。

　技术民族主义之所以带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关键在于对待西方和非西方国家技术与文化的不同方式。技术和文化孰先孰后本应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难题，但技术民族主义却以双重标准差别对待：技术先发国家无需民族主义便可达到发达状态，因此技术是先于文化的；技术后进国必须通过民族主义才能趋近同等状态，因此文化是先于技术的。譬如，美国靠技术民族主义遏制日本是政策性的，无涉文化；日本战后靠技术民族主义自强却是民族性、文化性的，技术不过是手段。技术发达和民族主义孰为主孰为辅，在西方与

　非西方国家显著不同，其立论之本在于：选取技术和文化相对分离且关系相对明晰的特定历史时期，以偏概全，强化刻板印象，对技术与文化在西方国家的复杂关系则避而不谈。

　技术民族主义局限性的根源在于认为民族国家是生成、应用、传播技术的唯一主体。经济史学家埃杰顿（David Edgerton）指出，这一概念认为技术创新是以国家作为主体的行为，因为国家有充足的研发预算，国家能更便捷地推广和使用科技。当今世界普遍以民族国家为形态的政治现实又加剧了民族文化属性与科技的强行关联，使技术得失变化为文化议题。具体表现有三。

　一是将技术发展归功于文化特性 。例如，20 世纪前叶飞行技术方兴未艾，欧洲各国都试图从本民族的文化审美或身心特点中寻找适合发展该技术的文化基础。法国人的浪漫，德国人的雄壮，英国人的务实，皆能为各自所用。

　二是将技术瓶颈归咎于文化缺陷。用民族或国民属性解释本国为何无法达到他国的科技成就，二战时期的德意和 1980 年代的日本就被某些人认为是因为某种民族禀赋才拥有强大的科技实力。

　三是以技术成就作为节点的历史书写方式进一步巩固了技术与民族国家紧密挂钩的认知，却往往忽视当时世界其他国家在同一技术领域通常也有优异表现。这种叙事排他性极强，这是以回避不利证据为代价的。

　事实上，技术连接世界的方式未必总是以国别论，真实的行动者网络远比国界复杂。贝隆治下的阿根廷便是一例。“箭头号”国产喷气式战斗机于 1947 年完成首飞，民族主义情绪高涨。飞机名字“Pulqui”来自本地土著语言，但首席工程师却是一名法国工程师。1949 年以后，我国采用“两条腿走路”的技术策略。其一是以城市为基地的大型工厂，生产模式和成品机型在技术、设计、管理等各方面受苏联影响；其二是供求和运营都基于当地的小型工厂，化肥、农机、水泥等皆由这类单位生产。截至 1971 年，60%的化肥生产、50%的水泥生产、16%的水力发电皆由这类单位承担。

　可见，一国工业成就中最具民族自豪感的内容离不开外来技术的帮助，而真正基于本土的贡献却往往不见于历史。

　相比将技术与文化分割两立，研究观察两者关联过程中的物化体现似乎更具说服力。西门弗雷泽大学的利普西（Richard G. Lipsey）在对技术与全球化的论述中，紧紧围绕与交通成本有关的几项技术展开，从全球物流基础设施的角度论述经济全球化的成因与前景，远比 20 世纪技术全球主义者对“地球村”的懵懂畅想要令人信服。英国维多利亚大学的莫斯克（Carl Mosk）也关注基础设施，他指出民族主义的兴起离不开对三种基础设施的投资：人力资本的强化，包括教育、公共卫生等；实体基础设施建设，包括电网、水

　力发电工程、公路铁路、港口等；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中央银行、股权市场等。这些基础设施能极大促进各生产要素发展，快速提高整体生产力，覆盖民族国家的运营成本。莫斯克进而指出，工业化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因果关联，而是取决于三类基础设施的搭建状况：在一些国家，如英国和日本，这两者是携手并进的，是串联关系；在一些国家，如中国，则是民族主义在先，全面工业化在后；也有一些国家，如南斯拉夫，工业化并不算失败，但是作为民族国家却遭遇瓦解。

　这证明技术发达与民族主义之间不是线性的因果关系，更不是简化的先后关系。

　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提到，截至 20 世纪末，文化与文化之间的界线已经成为一种全球共识，这种区分与区别不但令文化间的歧视成为可能，也使我们意识到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为的建构。在一切由一国一族所定义的文化当中，都包含了对主权、教化、主导等意识的激发。所以尽管文化不免包含外来成分与各种不同面向，但它却常呈现单向的、单一的、自发的样貌。文化并非铁板一块，针对技术的研究本应是对于文化和民族主义研究的有益补充，因为它展示了更多利益主体以多元行业逻辑行动的复杂过程，然而技术民族主义却只关注国家，将技术成果与其社会历史背景分离对立。当年 WAPI 一例中，中国的标准化管理委员

　会受国内外电信电脑行业和境内外投资人等多种利益掣肘，政府权威纵使强大，本土创新初期也无法以主动隔断世界通行技术标准为代价。

　可见，技术民族主义注定无法反映技术在一国之内和国家之间发展传播的真实情况。

　技术民族主义的当代形态

　（一）技术民族主义的新特征：以文化对抗为前哨

　今日再现于美国的技术民族主义思潮与过去有所不同。有学者认为，其对当前世界经济科技格局诸多错误的判断是关键，包括：以零和思维看待当代科技博弈，拒绝承认各国技术互相依存、互相补充的全球化现实；仍将新兴市场国家视为落后者，而非贡献者，尽管中国的专利申请数量已连年

　位居世界第一，新兴市场中形成的运营模式和创新发明等被跨国公司反向应用于发达国家也屡见不鲜；认定中国等国家是依靠国家资本主义发展起来，忽略这些国家私营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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